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主題的辦報資料：中國古代哲學的歷史發(fā)展

　　中國哲學與哲人的特質(zhì)，也形成了中國哲學“國家不幸哲人幸”這樣一種歷史發(fā)展軌跡。

　　先秦時代，禮崩樂壞，諸候異政，百家異說。諸子并起，“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”，“成一家之言”者，《漢志》所錄竟達189家，造就了中國哲學的第一個高峰。漢代學者以“九流十家”來概括總結先秦諸子學術。(九流十家具體指墨家、儒家 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雜家、農(nóng)家、陰陽家、縱橫家、小說家，九流則是將小說家除去，因為十家中，小說家最不重要)東漢末年，“蒼天已死”，名教衰落，社會動蕩，人心思治。其時哲人，以玄談的方式，來為名教

　　給出新的論證，探討儒、道的內(nèi)在相關性以及本末地位，從而引發(fā)了名教與自然、本末有無、言意之辨等多個重要學術辯題，哲人們的理論創(chuàng)造空前活躍。

　　唐宋之際，民族雜糅，價值混亂，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、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，矛盾尖銳。韓愈、李翱發(fā)其先聲，“宋初三先生”(孫復、石介、胡瑗)、北宋五子(周敦頤、邵雍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)響應繼起。宋代的理學家們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，他們出佛入老，爾后返之六經(jīng)，融會三教，開創(chuàng)了理學的新時代。
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主題的手抄報

　　明清之際，異族易代，一代學人在抗清失敗后，隱居深山古寺，整理典章制度，深刻批判反省傳統(tǒng)文化，出現(xiàn)了建樹卓越的王夫之、顧炎武、黃宗羲、方以智等一批飽學深思之士，并使中國哲學達到新的理論高度和反思深度。

　　時至近世，“中央之國”與西方擴張瓜分世界的強盜民族相遇，一敗再敗，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。“強國保種”、“救亡圖存”成為第一時務。中國哲人論“古今中西”，求自強圖新之道，引入西學，會通中西，形成一種影響至今的不中不西、亦中亦西的新文化。

　　就中國哲學與中國社會的關系來看，所謂“國家不幸”的時代，可以看做是時代給出重大哲學課題的時代;所謂“哲人幸”，可以看做是哲人們在回應時代重大課題的過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創(chuàng)造活動。

　　每當中國哲學處于這樣一個集中發(fā)展時期，學派之多，人才之盛，思想之自由，學術之開闊，都會達到一個高峰。中國哲學之興衰，系于中國社會之興衰，同時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個性與內(nèi)涵。